原创 崔士鑫 传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这一系列与国际传播相关的改革举措，与党的二十大的相关战略决策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是为了更加有力地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目标任务，更高水平地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七个着力”中有关“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明确要求，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我们要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基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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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宏观背景出发，准确把握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有物质层面改革的深化，必然也要有精神层面改革的推动。《决定》的第十部分即“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了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充分认识、深刻领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这个大背景下，准确把握目标要求，大力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更好地履行好职责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文化支撑、精神力量。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包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力量的新形势新要求，必须通过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当今国际舆论场话语场的博弈，核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比拼。“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中，相对应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等体现出来的实力。时至今日的信息化时代，尤其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美西方凭借信息优势和舆论霸权对我实施丑化、打压愈演愈烈，软实力的重要性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同时也要看到，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舆论场话语场深刻调整，为我们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构筑国际话语新优势提供了契机。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宏观背景出发，准确把握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大意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国际文化激荡中更好地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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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目标任务，准确把握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改革基础
“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主流媒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目标任务，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要求的进一步深化，是媒体融合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即从融合发展阶段进化为系统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早在2014年就将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新闻传播领域变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时至今日，媒体融合已发展到深水区，散点式创新或局部突进方式的战术推进，已难以支撑“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战略部署要求。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战略传播体系的新需求、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也促使新闻传播领域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变革必须走向深化、全面、系统。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密不可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涉及很多主体和领域，主流媒体的角色和地位尤为重要。必须要结合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去思考和谋划。没有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就很难承担起“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所应承担的重任。同时，顾名思义，“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本身也意味着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可以看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流媒体推进系统性变革效果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体现，二者目标一致、规律相近。
“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任务，重点就是要求主流媒体要形成更加集约高效的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评价”三大方面的全要素全流程形成闭环的工作机制和体系，其系统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重塑发展理念。重点是确立“适应全媒体”的思维理念，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第二，赋能内容生产。坚持内容为王，但尤其要强化技术赋能意识，以先进技术驱动媒体转型，重构媒体融合发展技术底座。第三，创新传播方式。注重全媒体展示、互动化传播、可视化呈现、分众化推介等。第四，完善评价体系。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以量化分析为方向，以专业技术平台为保障，分级分类开展科学评价，实现高质量与大流量的有机统一。第五，重构体制机制。破除体制机制深层阻碍，对现有媒体生产关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包括对主流媒体组织领导体制、运行管理机制、生产体系、造血功能、人才结构、激励机制等在系统性思维指导下全方位进行变革。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变以往单项突破和局部突进式的发散思维为系统集成思维，整合相关资源，加强协调配套，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因此，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既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改革基础，即要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支撑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同时这也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所要遵循的规律和努力方向，即要紧密结合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任务，准确把握其总体思路、变革逻辑、具体举措等，系统性推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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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格局重构、效能提升、机制践行等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实践路径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从大的方面讲，包括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三大块，即传播格局、传播效能和传播重点，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支撑即相关人才队伍建设。这本身就是系统性的，同时总的要求是“更有效力”，这就意味着要求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所以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类似，即要求在国际传播领域，也必须构建适应全媒体的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具体来说，主要应从四方面着手落实。
突出一个着眼点，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所谓格局，就是构成某一事物或系统的结构和样式，在社会事物或系统中，往往涉及主体关系、体制机制、资源配置等。要着眼于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以主流媒体为主力军，完善体制机制，全面统筹整合国内国外多方国际传播资源力量，加快构建全媒体、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主要包括：一是建好自主平台。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智能化趋势，加强多语种新闻网站和移动客户端建设。加快推进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社交平台建设，运用好人工智能等新传播技术，掌握更多对外传播阵地。二是拓展传播渠道。组织和推动各类主体开设境外社交网站和视频平台账号，打造传播矩阵、优化账号布局、提高传播能力。三是做强海外平台。支持本土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海外传播平台。四是借力外部资源。联络更多亲华知华、有影响力的外国友好账号，用好“外嘴”“外笔”“外脑”，让更多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为我所用，释疑解惑，发出正义声音，影响国际舆论场。五是做优内容产品。通过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激励各类主体推出更多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内容产品，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六是形成外宣合力。充分发挥部门、地方、企业、高校、民间等作用，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更好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
突出一个着重点，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所谓效能，就是指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效能大小要看组成要素的能力发挥程度或组织机构的协同运作水平。国际传播格局主要是强调体制，看布局是否合理；国际传播效能主要是强调机制，看要素和运作是否高效。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最重要的要素和着重点，第一就是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重中之重是把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宣介作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首要任务，推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广覆盖、久流传。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家国一体、人民中心等重要论述，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共同富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三大全球倡议等核心话语、重大理念和政策主张，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乃至文明逻辑、发展逻辑、大国责任逻辑等出发对叙事体系进行系统建构与创新，形成对外宣传的基础性和引领性话语和叙事体系。第二要结合党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围绕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打造更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强化国际传播学理支撑，切实提升对外话语传播质量。第三是动态把握国际传播趋势和规律，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第四是通过技术赋能，逐步形成更为精准的在地化传播效果的考核评价体系，确保国际传播效能的全面提升。
突出一个着情点，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有关“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部分进一步强调，“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就意味着，要更加注重从文化角度推进国际传播。因为从文化角度推进国际传播，不仅有利于以文载道、以文传声，向世界阐释宣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还在于通过扩大国际人文交流，注重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更易找到不同区域、国家受众群体的共情点，实现更加有效的共情传播。共情是根植于人类基因中与生俱来的理解和分享他人感情的能力，尽管不同种族、文化尤其是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但构成文化底层与根基的人类的基本情感都是相通的。不断深化文化交流，就能引发情感共鸣，进而由情感共鸣上升到价值认同，最有利于消除文化隔阂，弥合认知鸿沟。作为全球文明倡议主要内容的四个“共同倡导”，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明观，也顺应了国际社会增进文明对话交流、促进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共同需求，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要通过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突出国际传播的共情点，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突出一个着力点，创新打造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不论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还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都必须有人才作支撑。尤其是面对全媒体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更迫切需要建设适应新时代、全媒体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就主流媒体而言，就是要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培养、锻炼政策和机制，创新打造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探索开展事业单位稳定性和市场机制灵活性兼顾的用人机制，吸引更多具有“多语、融合、全能”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人才。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扩大驻外机构当地雇员占采编人员总数比例，充分发挥语言、人脉优势，使之成为信息采集的重要力量，提升在地新闻采集能力和面向当地、更为精准的传播能力。加快推进外宣人才薪酬制度改革，出台更多面向驻外机构人员的激励政策，切实解决“派出难”问题，鼓励更多有志于国际传播的优秀采编人员到国际传播一线在实战中锻炼成长。就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而言，就是要适应全媒体、智能化时代国际传播领域新形势、新趋势、新特点，聚焦构建更有效力国际传播体系的现实需求，进一步加强新闻传播专业建设，增强相关师资力量，改革和完善课程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集语言学习与传播训练于一体的教育培训基地，强化新闻实践教学，培养造就更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广阔国际视野、牢固网络思维、跨域文化底蕴、扎实外语能力、丰富媒体技能的高素质国际传播后备人才，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夯实人才基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编辑：沈金萍
本文刊发于《传媒》202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