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冯立
编者按：据报道，近期，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引发大量争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其有造假嫌疑。
今天，中国美院书法学院教师冯立向潮新闻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原文如下：
今天，我想对于“昆仑刻石”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真相其实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几天来，青海“昆仑刻石”的爆火，反映出金石文字的重要意义。众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最核心焦点无非是刻石的真赝问题，因为这关乎到整个发现是否存在意义。
无论是从考古资料、历史文献、文字形态、书法风格还是刻制方式等方面，大家都对此刻石进行了阐释，众说纷纭。有说一眼假，有说疑伪，有说东西老但年份晚，有说字形太像 《泰山》《峄山》，有说字形离秦刻、秦简相去甚远，有说语式与秦不合，有说纪日未见记载，有说断层不对，还有说是用电动工具所刻……网络上的激烈讨论也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关注。
昨、今两日，看到张驰、李跃林、刘钊、刘乐恒（按所见文先后排序）等诸位先生从不同角度的发文。早上，又见鲍强先生的推文，我想，如果大家仔细读过，很多问题其实已经基本明确。论据充分，论点客观，至少我完全赞同，且我认为确真无疑。但若要验证，则须等官方的考古报告。
当然，除上述几篇文章之外，尚有多篇辨伪文章，在此恕不一一列举，原因很简单，也正是下面我想说的。
起先，看到《光明日报》发文中，仅从几张模糊的实物图版与钩本确实难辨真赝，而后衣禾先生在其公众号中发布了几张较为清楚的图片，一目了然，我便断为真品。转发的同时也与几位师友交流探讨。其中谈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在面对新资料时的研究态度与方法问题，这包括金石“证史”“补史”的相互关系，这也是探讨其真伪的重要一环。现仅从刻法与书风角度 ，简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先说刻法问题：
几张清楚的大图，可以显见是以平铲的方式刻就。这不难理解，即以平角的工具向前推进，受石质软硬、松紧程度的影响，还可能会导致文字线条底部不同程度的锉痕与边缘的崩裂 。这种方式的主要特征是每条线基本是以“单刀”刻就，一次成形。这在秦至西汉的刻石中 非常多见 。但需要与汉画像石中的“减地平鈒”现象相区别 ，后者是先对文字或图案进行“钩勒”后再平铲。因此无论哪种方式，平铲都是当时刻石的一种习见手法。至于有人提出为什么字形与所谓官方的刻石有明显出入，且排列错落，似乎很不严肃，与“秦式”不符。这也恰恰是笔者信以为真的关键所在。正时这种刻法与章法，反映出该刻石应为直接上石而刻。整体看，该石面文字布局错落，字形大小不一，虽有部分残损，但基本可以明确文字内容是完整的。不存在所谓“整篇之布部”的可能。可以发现，如在“采药”与“将”的嵌合，一方面说明其由右至左的镌刻顺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刻制过程中的“自然安排”，这种情况“秦诏版” 中也有反映。但最关键的是这种“ 自然”恰恰反映出刻手对于字形灵活的把握能力与刻制时的应变能力，这类似我们的“日常书写”能力。2010 年西安关山镇石川河道出土的秦刻石，当为物勒工名之用，文字排列错落摇曳，刻法与《昆仑刻石》极为相近。此外，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前174年）章法与刻法亦是如此。但结合该石整体书风与文字排列方式看，确实是目前秦刻石中的“仅见品”，因此，在缺少横向参照物时，我们不妨反推，若为“作伪”，在刻者拿到“底本”后又考察了秦时刻法，为何不按照现在的“标准品”而是反而要采用这样“未见”的随形布局章法。有人会说，这种未见才是证“伪”的重要证据，但若是这样，作伪者是参考同时期前文所举二石的错落章法与标准秦小篆进行“嫁接”，这样一件“臆造品”就不担心会被质疑么？我想，这种明显的“错误”恰是作伪者不会出的 。再进一步，若为作伪，此人应是先到此地考察过该石样态后，精心创作布局，再行刻制，则必然需要先将字形书成。而对于岩层起伏的状态，也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且如此明显的石面起伏，为何不只刻及最上表层，而将下层凹陷断面当作残泐不刻，更加省工，且更具“真”相。这样也能解释表面残损的种种“合理性”。
再说书风问题：
我们今天所能目见的秦至清的各类文字材料（之所以提到清，是有学者居然怀疑清代刻），实际上，时代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影响这种时代特征的因素就是所处的环境。当然，如果严格来讲，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情况尚有不同。但总的规律是，文字发展越靠前，其时代风气越明显，而越往后，尤其是到了所谓书法的“艺术自觉”阶段，才会受到各个时代的多重影响。所以，对于秦文字来说，无论是刻石、简牍、诏量、璽印 ，还是玉版、封泥、瓦书、陶铭等等，虽然我们距离秦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相去 2000 余年，但我们应该自信的是，当下所看到的材料一定比秦代某一个体要丰富得多。倘若我们研究、书写甚是关注秦文字就会发现，在如此多种的文字形态中，所呈现出的皮相是广泛甚至是有差异的。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变化”中，它们的“共性”与“规律”才真正是我们需要去研究和发掘的，至少在书法篆刻的学习上，可以直接帮助我们更好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那么，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可以首先将同一性质、同一载体的文字形态进行最简单的比较，而后再将不同性质、不同载体的文字形态再比较。不难发现 ，例如秦刻石中，存世的《琅琊台刻石》是学界公认的“原刻”，而《泰山》《峄山》为不同时代的翻刻，比较的意义在于：“翻”的有据可依是建立在与“原”的比较上的。换言之，也就是三者的共性在于文字整饬、空间匀整，而差异则在于点画形态的粗细、弧度，结构重心的高低等等。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便是翻刻的时代环境，以《峄山》为例，该刻石据徐铉摹本上石，由北宋郑文宝刻。本身就是一件“二手货”，在与同时代的刻石相较，可见其刻制方式为典型的时代风格，而徐铉本身的书风亦为“玉箸篆”，那么这件作品自然就带有五代与北宋的时代书风。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该刻一无是处？显然不是。与《琅琊台》 比较后，可以看出，其“二世诏”部分、《泰山廿九字》与《琅琊台》在结构体势上高度一致，且应并非巧合，为我们认识学习秦刻石文字提供重要补充的同时，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想认为，“始皇诏”部分结体相对宽博的风格也很有可能与原刻极为相近。因此我们学习《峄山》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与理解秦刻石文字的同时，又架起了秦篆与唐宋篆书间的桥梁。我想，这便是《峄山》无论从历代对其的研究学习，还是在我们今天的书法教育中，都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针对几篇关于《昆仑刻石》字形“似峄山”与“不似峄山”的论点，都不足为奇，因为秦文字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时代普征和书写的自由度。但对于所谓以“秦他刻”证该刻为伪的观点：太像是因为“摹”伪；不像是因为“造”伪，似乎有点幽默了。那我们不禁要发问，假如我是《昆仑刻石》，我究竟要长成什么样子才能被你们接受呢？是不是要用白石老人的话才能回应：“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但那也不对啊，我正好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啊！
再将秦官印及其封泥做比较，以“将”字为例——
可以看出，无论是凿或铸、写或刻，似乎各尽其态，但又风格相续，我们今天在取法的同时，也要思考，他们的这种变化之能是如何做到的，为何一切都显得如此自然和谐？当我 们在惊叹一些秦印的活泼生动、大胆有趣的同时，是否想过当时的他们怕不怕怪异？ 怕不怕出错？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当我们只看单字时，形态的丰富变化是多元的，而放眼整体时，又是有序统一的。仅此一点，有多少书法篆刻的专业人士能够做到？正因为他们是秦人，一切习惯的养成源于其所处的环境。所以，形态的变化即使我们看来再夸张，对于他们而言也可能只是书刻者水平与文化认知、心态等等因素所致的自然变化罢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即使对更广泛的不同载体（金、玉、石、陶、木、帛）秦文字进行比较的时候，依然能顿觉“秦法”的主要原因。
至于性质，也就是功用。是“记功颂德”“物勒工名”还是“到此一游”，对于秦刻石而言，可能性皆有，且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对于文本中部分文字的释读上，由于最早刊布的摹本信息出入较大，而后张弛先生进行了校正，鲍强先生也就《张文》谈及了该刻石性质的可能。
所以，无论是书风还是刻法上，都合理且自然。
当然，若一定要怀疑该刻石为伪，则要具备作伪的动机与条件。于此，可参看刘钊先生 《古文字微刊》 中所论，这里简要总结如下：
1、对秦代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深入，且能发挥一定的“想象力”；
2、对于秦文字字法异常精通，且能够随机应变；
3、对于秦书风再现准确，对于字形变化能够灵活自运；
4、对秦汉刻法异常娴熟，且能根据石面布局合理安排；
5、最后“作品”要整体和谐统一，且在既有的“传统”上又能有所“创新”。
当然，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还不够，还要有个好身体和充足的经费和时间作保障。因此， 这应该是一支人员配置极其“豪华”的“科研团队”。而拥有这样的科研队伍，其成果却仅为一块“残刻”，恐未免有些过于大费周章，若真被看出了破绽，将一无所获，其意义是什么？ 清代民国石刻作伪风气盛行，若尹竹年、褚千峰等人，今天尚能见到不少拓本，虽当时引得不少人打眼，但今天看来，这些“伪刻”或是对真刻内容的拼凑、或是以既有文献进行的臆造、 篡改，加之刻法简陋，皆属一眼可断的伪品。今人较之古人，虽所见更多，科技手段更强，但大多在旧学上已相去甚远，作伪的能力条件充足，但作伪的综合水平却严重不足。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课上，同学论文中引用的一件秦刻铭陶器，我一眼便感觉不对，原因是书风与我所认识的秦法相去甚远。随后她告知我这是从考古报告中查阅到的，随即翻检，确证如此。直到今天，我仍不敢相信。而许多时候我们学术研究的基础，源于引用材料的可靠性，这也造成很多在“拍卖会”“民间收藏”中的珍贵材料无法“验明正身”的现实困境， 即大量来自于民间的古代金石实物即便为圈中学者公认且为“大开门”的，限于其“私有”属性，在学术研究的征引中也会质疑其可靠性。
所以，当我们总是以官方考古资料来衡量其他的新见品的同时，也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样的标准是否唯一？是否未见于考古资料中的就是伪作？另一方面，过于依赖既有文献来考证新见实物也是需要警惕和反思的，史料记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就已发生的事件作记录，这其中情况受人物、环境、心态、条件等诸多影响，复杂多变 。尤其是早期历史文献，许多问题尚无法定论，更何况对于后期一些有意增删甚至篡改的文献，若以此为标准，是很可怕的。幸运的是，新中国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深入，一大批出土发现的文物极大的丰富和改变了我们的既有认知。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开拓视野，而非以固有的所谓“经验”去进行单一标准的考量，这确实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所以，我想《昆仑刻石》更是如此。这件被《光明日报》刊载，由省考古所勘查的一件重大发现，反而被遭众多专家学者质疑，的确值得思考。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无论如何，求真的治学精神是始终要秉持的。
“‘如果此刻石真是作伪，我倒愿意拜作伪者为师。’”裘先生鉴看秦骃玉版也说过同样的话。有时候认“真”挺难，所识总属有限，新见之物多有意料之外的形式或内容，唯细究才有可能认识到合理处。新知之培养与旧学之商略，原本不异。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无论如何，求真的治学精神是始终要秉持的。
因此，不要低估古人，因为未来一定还有能让我们惊奇赞叹的新发现；同时，也不要高估今人。因为，我们就是今人。最后，援引今日谷卿先生所发朋友圈作为结束语: “‘如果此刻石真是作伪，我倒愿意拜作伪者为师。’”裘先生鉴看秦骃玉版也说过同样的话。有时候认“真”挺难，所识总属有限，新见之物多有意料之外的形式或内容，唯细究才有可能认识到合理处。新知之培养与旧学之商略，原本不异。
冯立2025年6月12日匆匆写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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